●张求会
今年3月，我在南昌参加《陈寅恪四书》分享会，有记者问我：陈寅恪九到十岁时在南昌什么地方读书？一下子把我问懵了。回到广州，找了不少资料，依然答不出来。正因为如此，当我听闻《刘孚周日记》里有“少年陈寅恪（1890—1969）的履痕”（《刘孚周日记》，前言，第17页），立刻买了一本。翻完全书，才知道“履痕”发生在陈家搬离南昌之后，问题还是没解决。不过，这些“履痕”仍然值得特别关注。
刘孚周（1856—？），字三安，江西南丰人，举人出身，此前几乎没有人知道他。倒是他的堂兄刘孚京比较有名，不但中过进士，而且和陈三立、文廷式、易顺鼎、杨锐等名人相识，与陈三立交谊尤深。刘孚周能够进入陈三立等人创办的江西省铁路总公司，后来又被委任为闽皖浙赣四省铁路公所的调查员兼书记，应该得力于这层关系。而《刘孚周日记》最大的价值，正是所抄录的各种电报与往来信函“对江西铁路史乃至中国铁路史研究而言，均可谓重要的一手史料”。（前言，第16页）
该日记残缺不全，陈寅恪“履痕”只是1906至1907年之间的两次交往。当时，陈家住在南京，陈三立（字伯严）为了南浔铁路筹款、工程等事，在南京、上海、南昌、九江之间奔波；刘孚周携家驻守上海，为公司提供联络、招股等服务；陈寅恪则就读于复旦公学。在刘氏日记中，陈寅恪“履痕”是这样的：
1906年12月18日：“伯严有致益斋信，又寄复旦学堂陈寅恪信及皮衣包一个，寅恪盖伯严之子也。”19日：“特遣价至吴淞复旦公学，送交陈世兄寅恪家信及皮衣包……得陈寅恪回字。”21日：“寄九江铁路局伯严信，附公所九月用款册及陈寅恪世兄收到信件之收条。”（第229页）
1907年1月1日：“伯严有益斋信，外寄寅恪手谕及衣包，明日当遣人送复旦公学（寅恪号彦恭，行三，现年十七岁。）”2日：“着赵升送伯严信及衣包与寅恪，得收条。”3日：“寄南京伯严信，附寅恪收条。”（第232页）9日：“益斋、捷三来，言九江铁路定于廿八日开工，伯严日内来沪，定借款议约云。”13日：“到吉升栈访伯严，适益斋、捷三皆在商酌借款及设立银行事，并晤彦恭（即寅恪）。”（第233页）23日：“到伯严处，知于今晚乔梓回南京。伯严有子五人：衡恪、隆恪、寅恪、方恪、登恪……夜往安庆轮船，送伯严及其子寅恪行。”（第235页）
表面看来，这几条记载稀松平常。往深处挖，这几道“履痕”包括但不限于两点显性意义和一点隐性意义。
首先，它们证明陈寅恪确曾在复旦公学读过书。陈寅恪的这段历史仍然不够完整、清晰，友人张仲民教授利用清末报刊和相关档案，解决了几个关键问题：陈寅恪晚年自述复旦求学时间——起于1905年秋，止于1909年秋——基本可信；陈三立与复旦公学关系密切，应该是陈寅恪入读的主要原因；陈寅恪没有经过正式招生考试，可能是通过临时性插班考试而入读的；1906年，陈寅恪曾和公学师生一道，连续两次为外省水灾捐款，每次各一元；陈寅恪1909年“以第一名毕业于上海复旦公学”的说法是错误的，真实情况是没等到毕业就离校了。（《陈寅恪与复旦公学关系考》，载《中国文化》第37期）
其次，从刘氏日记推测，陈寅恪在青少年时代使用过“彦恭”这个别字。长期以来的说法是：陈寅恪“以名行”（《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9页）；“鹤寿”之字“未曾使用”，“家谱中所记载寅恪的号‘彦恭’，也从未用过”（《也同欢乐也同愁：忆父亲陈寅恪母亲唐筼》，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20页）。《刘孚周日记》推翻了这个说法。以名行、以字行取决于本人，但人物介绍还是要力求精准。
再来说说隐性意义。最早告诉我《刘孚周日记》出版信息的，是另一位好友李开军教授。我当年在给他的大作《陈三立年谱长编》写序时，特意点明该谱最大的贡献是“第一次基本厘清了陈三立与南浔铁路的关系”（《陈三立年谱长编》上册，中华书局2014年版，序言，第6页）。等到我修订再版《陈寅恪家史》，大量借用其研究成果，专门为陈三立安排了两节——“铁路总理”上、下（《陈寅恪家史》，东方出版社2019年版，第262-291页）。开军和我都想连通“章江浪”与“楚江潮”，透过陈三立与南浔铁路十余年的恩怨情仇来折射清末民初的风潮巨变。不过，至少我没有留意到陈寅恪的复旦“履痕”恰与一波又一波风潮相同步。上引日记业已表明，陈三立、黄益斋、胡捷三等赣路公司高层商议大事时，陈寅恪是知情者和见证者。
众所周知，陈宝箴、陈三立戊戌维新时对于激进主张不仅担忧，而且有所抵制，陈寅恪其时虽然年幼，但在晚年有文章予以回忆和总结。晚清时，各省纷纷举债筑路，以留学生为代表的一味拒绝外债的舆论，让陈三立等先行者深受其苦，甚至不惜发下毒誓。陈寅恪在传媒最发达的上海待了四年，尽管暂不知晓他当时的感触和后来的回顾，但肯定不会无动于衷。进而言之，陈氏三代对于稳健、渐变改革主张的一致推崇，应该存在一定的联系。《刘孚周日记》所载陈寅恪“履痕”，再次彰显了探索这种联系的可能。
少年陈寅恪的“履痕”，仍有待更多佐证材料的出现。所以我一直说，陈寅恪研究，目前还只是个开始。
（作者系学者、广东行政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