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了88年，郭平安头一次吃了上门推销的亏。一个月前，四名自称街道办工作人员的女性敲开了他的家门，表示街道在开展入户清洗油烟机活动。郭平安一贯支持街道办工作，二话不说让她们进了屋。
在四人的默契配合与攻势下，郭平安花5000元买了两箱她们使用的清洁剂。一周后，郭平安儿子才得知此事，退货退款无门，维权没有进展，东西堆在家里，堵在父子俩心上。
据新京报记者了解，多年前，以免费入户清洁为名，推销高价产品为实的套路就曾见诸报端。如今，这些上门人员的目标更加精确——独居老人。
在“相见恨晚”的唠嗑环节中，上门人员轻松掌握老人家庭和经济状况，再通过离婚养俩娃、实习求转正等“弱者叙事”，利用老人同情心，售出大量产品。
由于套路都是精心设计，上门人员也提供了清洁服务，在一些地方的司法实践中，易将此定性为买卖纠纷。不过记者注意到，在四川、上海等地区，已有司法机关将此列为诈骗案件。
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黄晓宇表示，此类案件的核心并非“是否提供清洁服务”，而是所谓的服务是否为诈骗工具，应聚焦不法分子如何通过虚构身份、虚报价格、情感操控让老人“非自愿”支付高价。
▲郭平安从上门人员处购买的清洁剂。受访者供图
上门清洁“刺客”
郭平安家住北京市海淀区，平日里，他的生活起居由保姆照料。4月17日傍晚，同往常一样，吃过晚饭后，保姆出门扔垃圾、买菜，行动不便的郭平安一人在家。
不同的是，这天门铃响了，四名中年女性佯装街道办工作人员，取得郭平安信任，进入他家中开展所谓的清洗油烟机活动。
她们先是和郭平安唠起家常，观察了屋里陈设的照片，得知两个孩子都在外地。接着，其中两名女性走进厨房，开始擦拭油烟机，另外二人便向郭平安推销其使用的清洁剂——可送人，易保存，原价一百多元一瓶，现买50瓶送10瓶，优惠力度大。
“更可气的是，我父亲根本不会扫码支付。”郭平安的儿子郭孟告诉新京报记者，郭平安在“现场教学”下，通过扫描二维码的方式，向网名为“期待”的上门人员汇款5000元，购入了60瓶清洁剂，无任何质保卡片和发票收据。
包装信息显示，该清洁剂的产品名称为“家居多用清洁剂”，产品品牌为“某好太太”，每瓶500毫升。主要成分为去离子水、进口表面活性剂、渗透剂、溶剂等，用于油烟机、微波炉、烤箱、灶台等的油污清洁。
“还差2000元。”当上门人员继续向郭平安索款时，保姆回家了。见此情景，保姆把她们赶出了家门，并追出去要求退还老爷子已支付的金额，对方拒绝。争执未果，上门人员留下一个手机号，匆忙脱身。
郭平安怕孩子们担心，不想公开这件事，一周后，保姆还是将这起遭遇告诉了郭平安的亲属。大家认为，老爷子被骗了，“谁家会买两大箱子的清洁剂？就算买东西，也有7天无理由退换的权益。”4月24日，郭孟在北京的表哥帮忙报了警。
独居在北京市朝阳区的李淑也遇到了类似情况。她今年76岁，有陌生人上门声称可以免费收拾厨房，李淑开门迎客，对方干完活后，留下一箱子泡沫清洁剂，并收取5000元。后来女儿知道了，李淑违心地说只给了3000元。
新京报记者了解到，这类打着上门免费清洁名义、实际高价出售清洁用品的陷阱，多面向中老年群体，尤其是独居老人。今年以来，这类情况还发生在广东、福建、湖南、四川、重庆、新疆等地区。
4月22日，四川省绵阳市科学城公安分局通过微信公众号发布“紧急预警”：辖区连续发生多起针对老年人的新型诈骗案件，不法分子以“免费保洁服务”为诱饵实施高价推销，已有多名老人蒙受经济损失。
上述预警表示，一名自称某清洁公司推销员的女子主动上门，向辖区居民刘某展示油烟机清洁效果后，同伙假冒经理到场，将原价168元/瓶的某款清洁剂降价至100元/瓶，并辅以“买赠优惠”“限时特价”等话术，诱导刘某花费上万元购买多箱产品。经查证，该产品实际价值每瓶不足5元。
▲梁永香花7000元成箱购买的清洁产品。受访者供图
诉苦离婚带俩娃，背景如出一辙
新京报记者发现，部分上门清洁人员自称离婚养俩娃，有着相同的“生活坎坷”。
5月1日那天，80岁的福州市民梁永香独自在家，一中年女性敲门，自述是搞卫生的社区义工，可以免费清洗油烟机，梁永香便请她进门。见油烟机被清理得干干净净，梁永香琢磨着买一两瓶清洁产品，对方却说只能按箱购买，量大划算，梁永香没答应。
“那女的在我们家赖了两个多小时。”梁永香的孙女邓慧慧事后得知，上门清洁人员拉着她奶奶聊天，介绍自己是山东人，嫁到福建，因为生了两个女儿被婆婆嫌弃，不得已离婚，俩孩子都归她抚养，希望梁永香能帮帮忙，买点东西。在对方的一顿“猛攻”之下，梁永香用微信给对方转账5000元。这时，另一名中年女性走了进来。
这个新的上门人员说，“阿姨，你腿脚不好，以后我来帮忙做卫生。”她补充道，自己和同事的生活都很不容易，多卖一些清洁产品，她们的提成就能多一点。梁永香见其可怜，又添了2000元现金，一共换来90多瓶“某帝悠”家居多用养护乳。包装上介绍，该养护乳的成分为椰油基环保表面活性剂、乳化剂、去污泡沫等。
当晚，梁永香意识到自己用不了这么多产品，给对方发微信希望退货退款，没有得到回复。次日，回到家中的邓慧慧再次提出退货退款，对方表示，售出商品属于公司活动产品，不退不换；然后发来1000元转账，称“个人出钱给你退”。邓慧慧没有收，她不接受个人名义的部分退款。
向郭平安推销清洁产品的上门人员，也有着同款“不幸遭遇”。
郭孟曾拨通上门人员留下的电话号码，接听者却另有其人，对方说自己负责售后问题，可先退还2000元，郭孟则坚持要求退货退款，对方答复，“一直在想办法，应该快了。”
随后，她给郭孟发来和收款人“期待”的聊天截图，“期待”表示，公司通知退两千是破例的，她奖金已经被扣了，如果再多退就得自己贴钱，离了婚的她独自带着两个孩子，真的贴不上。“我很需要这份工作养家糊口，如果工作丢了我就不活了。你给那个大哥说一下，高抬贵手就当是帮帮我了，我这几天都抑郁了。”
▲上门人员通过微信和邓慧慧处理售后事宜，称产品不退不换。受访者供图
产品生产方称没有销售部门与代理人员
5月19日，新京报记者以购买者家人身份联系了与郭孟协商过售后问题的工作人员，对方说，“公司的地址和电话都在瓶子后面，我们拿到了代理，在北京宣传，就像做直销一样，5000元能买到60瓶是活动价，网上卖158元一瓶。”
在记者多次追问下，对方表示，上门人员是其下游小代理临时找的业务员，代理形式都属于“个人代理”，她没扣业务员的钱，在想办法解决。
郭平安与梁永香所购清洁产品的瓶身包装上都写明了生产方，分别是广州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和佛山市某日化有限公司。
新京报记者致电郭平安所购产品包装上的广州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服务热线，对方表示，“我们是公司的直营工厂，没有销售部门，入户清洁应该是拿货人自己的地推模式。”
之后，该公司负责人表明，他们是发货源头，只做批发，起订量1000箱，单瓶清洁剂的拿货成本在12元左右，市场售价一般是100元3瓶，“有的家政公司会和附带的深度清洁服务打包在一起，有的单纯卖产品也能卖到百元一瓶，这个价格就很昂贵了。”
上述负责人谈道，公司没有代理，拿货客户都是批发商，个人的和单位都有，且公司已经不对外生产“某好太太”牌清洁剂。“我们对产品控制得很严，需要我们提供商标和货源的客户，要签好协议，不能坑蒙拐骗，但怎么卖是他们的事，我们也没资格管人家价格。如果有人上门推销，不可能是我们公司的人。”
记者又拨通梁永香购买产品包装上的联系电话，接线人员则表示，他们只是包装显示企业——佛山市某日化有限公司的代理生产方，更多情况不太了解。记者未查询到佛山市某日化有限公司的公开电话。
诈骗老年人，属于酌情从严惩处情节
邓慧慧认为奶奶被诈骗了，前往派出所报案，警方解释，商品仍在她们手中，因此定性为消费纠纷。警察与上门人员进行了语音通话，希望对方留个电话号码和公司信息，让市监部门介入。但挂掉语音后，对方一直没有发送电话号码。
邓慧慧又向佛山市某日化有限公司所在地的市监局打去电话，接线人员说，难以确定上门人员就是产品包装显示公司的员工。
“所有套路都是精心设计。”一名为老人维权失败的女儿总结了上门清洁人员的套路：因为提供了额外服务（清洗油烟机），警方将此定性为买卖纠纷而非诈骗；没有门店，实行“游击战术”，监管部门找不到人；推销人员为年轻女性，乍一看无公害，难以被安保人员识别并拦下。
对此，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黄晓宇表示，上门人员确实提供了清洗服务，且未虚构核心身份，此时可能属于民事纠纷。但重点在于，如果有证据证明对方虚构事实，清洗服务只是作为其实施诈骗的手段，推销高价产品才是最终目的，这种情况下就涉嫌刑事犯罪。
黄晓宇解释，“司法实践中，由于构成诈骗罪要求达到一定金额，需要受害人一起报案，就可以便于警方立案调查。”
新京报记者注意到，今年5月，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一起以老年群体为主要作案目标的刑事案件。
徐汇法院官微发文介绍，2023年8月，江女士在小区遇到程某组织的促销活动，她带领可做免费屋内保洁的“业务员”进入自家屋内，“业务员”又以99.8元/瓶的高价推销清洁剂，而实际上，清洁剂的进价约1.5元-2.5元/瓶。“业务员”谎称多买多赠、业务量大能够让其转正等，诱使江女士大量购入清洁剂，损失数万元。
经查，程某在多个居民区内以相似方式骗取钱款，涉案金额达20余万元。徐汇法院以程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办案法官表示，该案中，犯罪分子以免费保洁为诱饵，以老年人作为主要作案对象，低价买入清洁剂后，通过虚构身份、情感诱导等手段进而高价推销，属于典型的诈骗行为。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诈骗老年人的，属于酌情从严惩处情节。
四川省绵阳市科学城公安分局撰文提示，上门清洁骗局有四大套路。一是专挑独居老人下手，利用子女白天不在家的时间差；二是“阿姨长叔叔短”地套近乎，营造专业可信形象；三是使用特殊手法让普通清洁剂立竿见影；四是双人配合唱红白脸，制造紧迫购买氛围。
黄晓宇认为，此类案件的核心并非“是否提供清洁服务”，而是所谓的服务是否为诈骗工具，应聚焦不法分子如何通过虚构身份、虚报价格、情感操控让老人“非自愿”支付高价。
他建议，受害人应当注意固定证据，保存清洁剂、收据、上门人员话术录音、录像等，有必要时，可与同片区受害者联合报案，证明不法分子属于团伙作案，可能实施了系列诈骗。民事层面，可以向法院起诉，请求法院判决返还货款。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除黄晓宇外，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来源：新京报记者 罗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