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23日，是山水诗人孔孚百年诞辰。孔孚先生曾在大众日报社工作了30年。我以有这样的前辈而感到自豪。
4月19日上午，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举办了“远龙之扪——纪念孔孚先生诞辰100周年学术研讨会”。我有幸应邀参加。现场聆听了宋遂良、吕家乡、袁忠岳、徐行健等老一辈学者的深情回忆，也听到了杨守森、魏建、李志华、孙书文等学者的高论。
最早知道孔孚先生是40多年前的一个傍晚，在文艺评论家刘方泽先生那里看到落款“孔孚”的一幅书法：“细雨湿流光”，觉得这幅字很别致。刘先生说，这是山水诗人孔孚写的。从那起，我记住了“孔孚”的名字。
1992年4月我从昌潍师专调入潍坊日报社文体部当编辑，孔孚先生的长子孔德平，领着我编副刊，他也是诗人。但孔德平老师很少谈他父亲。
一年后，我又跟着孔德平老师去创办《潍坊晚报》，因为申请刊号问题，报纸迟迟没出，人已经组织起来，不好解散，就都在租住的办公地点待着，一拖就是一年。我不会打扑克牌，不会下棋，就在屋里看书。孔德平老师送给我一本书——《远龙之扪》，是孔孚诗论集。我通读了一遍，感觉好多内容还消化不了，就用了近一个月的时间抄了一遍，我抄写用的是窗户纸订的本子。一边抄一边在另一个本子上写读书笔记。就这样，我对《远龙之扪》的理解深刻了一步。
在1995年潍坊风筝会期间，孔孚先生来到孔德平家，我和同事马道远去拜访孔孚先生，谈话内容已记不清楚，但他和蔼可亲的笑容一直记在心里。那年4月26日，孔德平让我陪孔孚先生去峡山水库游览。在水库边上，孔孚让他的孙女孔维站在水边，体味水的感觉。在船上，孔孚微眯着眼，很少说话。下了船在休息室小憩，水库负责人请他题字留念，他拿着毛笔，问我，“小逄，写什么？”我说，我想不出来。他又望着前面的水面，眯着眼睛想了一会儿，一下笔是三个字：“大造化”，写完，他对我说，撕掉。又写，又让我撕掉，连写了三张，就留下了最后一张。我现在后悔太听话，要是留起来该多好呢。中午在水库蓄水厂吃便饭。厂长姓岳，他端上饭篮，饭篮里盛着烤馒头。烤馒头外皮褐黄，内里雪白。大家都说好吃，味道好。孔孚先生小口慢嚼，他嚼一口盯一眼馒头，若有所思。我以为馒头烤得太硬，是不是他咬不动，又不好意思讲。我正待要问，蓄水厂岳厂长说话了：“这烤馒头是厂伙房里加工的。前年，著名表演艺术家李默然来，他尝着烤馒头好吃，临走捎了几个回去。”
孔孚先生立刻停止了咀嚼，他说：“李默然是这样子啊，我也想说出来，但缺了点儿勇气，李默然说出来了，而且他做了。就差这么一点，他的境界就比我高。我指的是放得开，不怕人家笑话，这很了不起啊。”
一个烤馒头，让山水诗人理解了表演艺术家。孔孚是从审美角度理解的，我心中有，你心中有，但我没说出来，你说出来了，说出来了，就高人一筹。差距就在说还是不说，是早说还是晚说。从事艺术，要放得开，而放得开很不容易。孔孚以书法为例说：“即便是高手书家，下笔第一个字也往往难以写好。这是因为太用心，缺乏一种自由感之故。写下去，什么时候负担没有了，神才会来。神来才会一任情兴流走。往往是三五张之后，才出味儿。往往是写坏了，裁下来的废纸，随便一抹，才出真玩意儿。减去心理上的负担，也是‘用减’。”兴之所至，随意挥洒，不刻意，大自在境界就出来了。
孔孚先生离开我们28年了，我觉得他一直活在我们中间，他的诗还在滋润着我的心田。我出门采访，常常带着孔孚诗集。我珍藏着他给我写的字：“沧浪之水清兮”，我铭记着他对《沧浪诗话》的独特解读。
我不是学者，倒有个建议：研究孔孚，不应只研究他最后在山师大的那十几年，要研究一个完整的孔孚，孔孚在报社工作时，编辑过大量文艺稿件，培养了不少文艺骨干，他把最美好的年华献给了《大众日报》，可以说，《大众日报》文艺副刊曾凝聚了孔孚的心血。另外，在写山水诗前，他已写了大量的政治抒情诗，我在翻阅《大众日报》合订本时看到过。我们该从报人角度研究孔孚，研究孔孚是怎么从报人到山水诗人的华丽转身的，这样也许更能靠近孔孚的诗。
让人欣喜的是，有学者已经开始了这样的研究。比如，济南市文化学者周长风考证，“泉城”一语首见于孔孚笔下。1957年，孔孚在文艺月刊《红岩》第5期发表组诗《泉城诗钞》（四首）。同年5月13日《大众日报》第3版发表孔孚的组诗《济南散诗》（四首），其中第四首《一列蓝色的列车开往北方》反复出现“泉城”二字。1962年《山东文学》月刊第3期刊登孔孚组诗《泉城诗抄》（二首）。周长风在《谁最早将济南雅称“泉城”？》一文中说：“在没有发现新的证据之前，我以为‘泉城’雅号的首创者，或者退一步称形诸文字且公开发表的首倡者，应是孔孚先生。他以优秀诗人的一生证明，他有这个能力。”周长风先生的考证，让我欣喜，原来是我们大众报人命名了“泉城”呀。
最后，我还想说，好诗需要抄，以抄代读，事半功倍。我会继续抄写孔孚的诗，用毛笔，一字一句地抄。
（大众新闻记者 逄春阶）